股票软件鑫东财配资新精英阶层不依靠财富界定身份，他们的格调如何影响市场

“阶层”几乎是哪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，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正视它。美国人由于向来以“民主”自命，没有像欧洲那样的贵族传统，“阶层”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不方便直接谈论的禁忌话题。虽然财富的积累早已让美国社会日渐不平等，但近年来的一个最新现象是：新精英阶层已不再仅仅依靠财富来界定自己的身份。

6月17日，一则“华为将收回部分昇腾整机业务”的消息，引发华为概念股、A股公司神州数码（000034）股价跌停。

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心态，毕竟字典里对“势利小人”一词的通常解释是：“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。”既然如此，那这种粗俗本身就与“精英”格格不入，“炫富”已经过时，甚至可能令人难堪地适得其反：不仅无法彰显身份，反倒暴露自己骨子里只是个暴发户。毫无例外地，当一个社会的繁荣逐渐沉淀下来之后，精英们普遍都会选择把自己的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，那往往意味着某种“品味”。

100多年前，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那本已成经典的《有闲阶级论》中提出，富裕阶层所看重的不是一件物品的用途，而更在意其所体现的品味和审美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宁可花多得多的钱去买一把手工银汤匙，即便它在功能上相比起机器制造的汤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。牛奶的添加顺序、晚餐时用烛光而非电灯、手写信而非电子邮件…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，都体现出了特殊的教养、浪漫或礼貌，也暗示出了使用者的文化身份。

如果说这些还像是“老派”的繁文缛节，那么现在的阶层区隔就更为微妙而隐蔽了。研究公共政策的美国学者伊丽莎白·科里德-霍尔基特在《微小的总和：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》一书中指出，近半个世纪以来，美国社会逐渐向后现代社会过渡，经济上经历了漫长的去工业化，新经济的重点已经转向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和消费文化，而当这些受过更好教育的新精英阶层崛起时，他们势必要寻求不一样的身份认同。

这是一个“志向阶层”，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入场券不是收入水平（他们甚至刻意远离物质），而是共同的志趣，比如看《经济学人》、参加瑜伽课程、关心环保并购买绿色有机食品。如果说以往的物质文明强调的是“我就是我所拥有的”，那么现在的新律令则是“我就是我所消费的”——通过在市场上的消费选择，人们不仅得以展现个人喜好，更得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圈子，确定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。

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就指出“社会认同在于区隔（distinction）”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种阶层身份，其实是在差异的场域中被界定和肯定的。然而问题在于，什么样的差异，才能彰显自我身份？

正如《格调》一书所言，“经常花掉本可以不花的钱，无可置疑是社会地位的象征”，不过在美国当下的新精英阶层这里，能彰显自我身份的消费并不只是那种粗俗的炫耀性消费，只有你的消费能契合文化精英的主流价值观时，才能让你被接纳为“圈内人”。如果你开车狂飙、整天开着电视机，那就算你很有钱，也只会被当作粗俗的暴发户——这就像明清的盐商，至少得表现得“附庸风雅”一点，才能跻身精英，因为“文化霸权”还是掌握在文人手里。

毫无疑问，不同社会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肯定不一样。美国的脱口秀就嘲讽过，白人富有后装作谦卑，黑人却唯恐别人不知；同样地，美国的新精英阶层偏好自然分娩，但在巴西，剖宫产才是富有女性的标志。在我们国内，这个问题甚至更复杂：有些人仍然像镀金时代的美国人那样毫不掩饰地炫富，并因此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有的新中产则接受了有机食品和户外运动，不过与此同时，任何人都想尽力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。

和以往的有钱人不同，美国现在的新精英阶层往往本身就是知识精英，大学文凭几乎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必备入场券，他们鉴别同类靠的不是炫富，倒不如说是某种“低调的非炫耀性消费”：单纯彰显身份地位而进行商品消费，已经被视为一种肤浅的故作姿态，相反，你应当表现得对这些并不在乎，而过上一种真正属于精英阶层的生活，这意味着更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，并享受到更好的服务。

这也与美国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趋势相一致：随着社会的富裕化，物质消费已经无法充当更好的区隔，更隐蔽的文化象征信号才能凸显社会地位。这也很好理解，就像当越来越多人都穿着户外冲锋衣爬山时，那些老一辈的旅行家开始鄙夷地把这些人看作外行，而用更隐蔽复杂的高姿态建立新的壁垒。

伊丽莎白·科里德-霍尔基特在书中指出一个讽刺性的现象：后现代价值观催生了一场“自愿简单运动”，倡导三种典型行为，即“减速生活”（进行低收入消费）、“净化生活”（推崇高端生活方式，追求更有意义的活动）和“简单生活”（拒绝城市化炫耀性消费），然而，他们之所以能变身“慢生活家”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依靠早已积累的财富生活，换言之，“一个人必须足够富有才能负担得起简单生活”。在这个普通人疲于奔命的时代，看似朴素的“简单生活”，其实是一种奢侈的权利。

表面上看，新精英阶层不再追求华丽的外表，而转向谦抑的内心追求，但不论如何，一个人不可能不消费，而新的消费仍然扮演着社会区分的角色。这就像竹笋、螃蟹原本都是廉价的食材，但在文人雅士笔下，它们都被赋予清高的山林之气，于是逐渐登上大雅之堂，而大鱼大肉才被看作俗不可耐。现代消费也是如此，当下真正的问题在于：对普通人来说，很多时候出于生活现实必须要买一些东西，谈不上是因为喜欢才去选择某种非物质、非实用性的商品，因而那种能标记自己的身份的消费选择，本身就是一种特权。

对新的“志向阶层”来说，他们之所以倾向于非物质消费，某种意义上和中国古代的科举文化不无相似之处：他们正确地意识到，在一个阶层流动的开放社会，教育投资比土地所有权更可靠也更值得，也让他们身份地位的获得更具有合法性。值得补充的是，这种积极的投入，也是因为身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，因而最缺乏安全感，生活最焦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必须不断在智力、休闲、健康上投入，以确保自己和孩子的竞争力。

这就是关键的不同：“今天的志向阶层在消费模式上则表现出‘文化杂食性’，反映出教育和沉浸在不同环境中（无论是出国旅行还是成为国际学生）对其知识性、世界性和开放性的影响。”这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出知识精英的价值理念，也暗示这种身份的获得并不完全能由金钱来决定：你还得有天赋、努力和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，并展现出一种文化和道德优越感。

反过来说，对教育的投入看上去像是消费支出，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种有着很好产出的“人力投资”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对人的长期投入甚至从娘胎里就开始了：“志向阶层”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更看重对方的教育水平、更注重胎教，也更乐于相信母乳喂养对母子都有好处，就像美国儿科学会所说的，“选择母乳喂养应当被看作一种对孩子短期及长期健康的投资，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”。

在美国这样的后现代社会，“消费”本身已经变得相当有生产性。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有机食品上：越来越多的新精英阶层足以催生并支撑起一个小众消费市场，在“全食超市”的购物体验带来一种特殊的自我感觉，让人相信自己由此成为一个更好的全球公民和更健康的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不是工厂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，再通过广告说服你购买，而是相反，特定的需求催生出特定的生产、流通、消费体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志向阶层的思想变动就不仅仅是小圈子的消费选择了，因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市场回应这种需求时，他们就有可能在无形中产生了潜在的社会影响。“消费”和“生产”的边界模糊了，关系也重塑了，进而试图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更好的联系（所以“公平贸易”得以兴起），一些品牌的创始人甚至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。

这种道德宣称可信吗？可想而知，肯定有人嗤之以鼻地认为他们不过是虚伪做作，旨在展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，但如果他们赤裸裸地炫富难道能让你感觉更好受？虽然伊丽莎白·科里德-霍尔基特看起来对这些新精英阶层的选择持有一种批判的审视，但平心而论，相比起镀金时代的富豪们全然不关心社会责任，这种注重社会价值的倾向总算没那么糟糕，你至少能批评他们哪里做得不够好。重要的不是他们的“格调”是否让人不舒服，而是它能否通过市场的自发演化，为更多人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。